CRISPR：全体人类的福祉或少数阶级的特权

接受CRISPR处理，受精两天后正处于分裂球期的人类受精卵

基因疗法一直是医学上的圣杯，然而高昂的成本与繁复的技术门槛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直到CRISPR 的出现，这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基因剪辑技术，使基因疗法重新赢得大众的瞩目。

2017年8月，《自然》 ( Nature )期刊刊登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例，借CRISPR将突变的MYBPC3基因于未分化的人类胚胎基因组中移除。该突变基因一般认为是家族肥厚性心肌症的主要病因。在患者尚未出生前，根除可能造成心脏结构异常的遗传因素，可以说在实际意义上治愈该遗传疾病。然而这看似前程锦绣的医疗突破，却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伦理上的质疑。

或加剧贫富阶级的对立

「事实上，这种动辄百万的研究毫无医学上的必要性。这些资金大可针对相关疾病来发展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前分子生物学家及独立监督团体「人体遗传研究警哨」 ( Human Genetics Alert ) 创办人大卫．金( David King ) 博士在英国卫报的社论中写道。

他认为：即使立意良善，现有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促使基因编辑技术转向「订制婴儿」的目标发展，令富裕阶级最终能设计出包含长相与其他可能如智商、性格与性向等特征皆尽如所好、符合他们理想中的下一代。倘若来自富裕阶级的第二代在生理上也享有更多优势，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不过是个笑话。

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 珍妮特．罗珊( Janet Rossant ) 却认为现在担心基改婴儿的议题还为时尚早：「对于大部份的性征，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其所对应的基因，更遑论哪些可以被用来做为基因改良工程的标的。」

医疗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两难

金博士的言论主要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一、我们缺乏严谨的规范与监督机制来预防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可能的滥用。二、我们能为所有的遗传疾病找到其他更有效率且低伦理争议的治疗方法，只是我们是否愿意投入相对的成本。

即使基改婴儿尚只是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情节，却绝非天马行空的臆想。现有的试管婴儿与代理孕母机制，便存在人们竞相高价竞标「优良」精卵捐赠者的现象，也不乏远渡重洋在相关规范相对宽松的国家寻求代理孕母的案例。

但若我们真的将市场经济列入考量，金博士的前提或许也该重新评估。在医疗商品化的大环境下，某些遗传疾病因太过罕见，除了政府经费的挹注外，无论在学术或现实上皆缺乏足够的诱因以吸引研究人才。即使偶有成果，乏善可陈的收益与难以回收的成本也常令药厂退避三舍，使后续的商品化举步维艰。如此一来一往、轻重权衡之下，一个高效率、低伦理争议的替代方案不一定存在。

严谨的监督与伦理审查制度当然是必须的

罗珊与其他共同作者在 NSA 一份关于人类基因体编辑技术的报告中如此强调。但现有的规范也绝非如金所言仅供参考而已。美国食药署现有针对药品或医疗用品的审查机制亦可扩大适用于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上的试验。而对于那些并非明显为治疗或改善特定疾病与生理障碍的试验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在审查委员会上通过。

金的言论也过分简化了其中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例如被金称为「订制婴儿」滥觞的一例三父母试管婴儿案例。基因编辑技术是该对父母唯一防止母亲一方的一种罕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的方法。而在这之前，他们已因为同一遗传疾病失去三个孩子。认为他们应该有所自觉地节育或任由他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病况发展而死去，都可能引起「剥夺生育权」或「优生学」的伦理争议。